孟子的“性善论”是什么意思？儒学的当代意义有哪些？
近日，由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清华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性善论的全球视野暨《古今中外论人性及其善恶：以孟子为中心》新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顾涛、韩振华、黄开国、毛朝晖、许家星、余治平、赵法生、郑开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孔子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嘉宾以新书为基础，围绕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性情论，人性与德的关系，西方性善论研究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而反思孟子性善论及儒学的当代意义。12月9日，“性善论的全球视野暨《古今中外论人性及其善恶：以孟子为中心》新书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活动现场，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表示，人性问题是中国社科领域学者绕不开的话题，也是进入中国哲学的必要前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是儒家“性善论”的开创者。宋儒尊崇孟子，确立了孔孟之道统，“性善论”正是其紧要关节。如程颐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朱熹亦说：“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近人钱穆先生对孟子“道性善”评价肯綮，他说：“凡不主人类性善之论者，此皆不主人类有真平等与真自由者。”在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史上，围绕孟子性善论来探讨人性善恶的历史文献卷帙浩繁，一直是孟学文献整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此次出版的《古今中外论人性及其善恶：以孟子为中心》是继2022年出版《性善论新探》（清华历史文库）之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带领简佳星、闫林伟两位博士生撰著的新作。该书汇集了古今中外170多家与孟子性善论有关的看法，其中收录中国古代文献70家，东亚及南亚文献（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48家，欧美各国（英、美、德、法、意等）文献29家，民国至当代中国学者（包括台、港、澳地区）29家。《古今中外论人性及其善恶：以孟子为中心》，方朝晖 简佳星 闫林伟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11月版。孟子性善说是儒学对整个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研讨环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及日新书院副院长、副教授顾涛以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为例，书中谈到该学者“以复古求解放”，可见在日本的17世纪，有这样一种典型的风格与特色。此外，伊藤东涯同样是以批判朱子学，呈现出一种古义学的风格。这种风格到荻生徂徕的研究在日本达到了一个高峰，荻生徂徕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物茂卿，他的成果在日本引起极大影响。同样在中国部分，从陈确到颜元再到戴震，达到顶峰。如果将这两个动向联动起来，就可以看到，中国和日本由宋代心性之学转入实证之学在17世纪的巨大转型，在中国和日本同时达到了互相交锋的状态。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开国认为，孟子人性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人性研究一个最重要关注点。黄开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提出一个观念，从整个儒家的人性发展史来看，儒家人性论发展经过了三个基本形态：一个是先秦的性同一说，还有一个是汉唐的性品级说，第三个是宋明理学对性同一说与性品级说的合一。黄开国指出，孟子的人性论在儒家人性发展的这三个阶段，都可以说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在先秦性同一说这样一个基本形态中，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按照传统一般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应该是先秦性同一说最主要的形态。但是在这两种主要的形态中，只有孟子的性善说才成为了中国后来言人性的最经典的说法。孟子在人性论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以善作为人生而具有的本性，解决了人的价值就在于性善而不是性恶，这是儒学对整个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黄开国表示，孟子用性善来区别人和禽兽，解决了人禽之分，成为儒学一直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经典说法。在他看来，《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排列是很有问题的，把孟子的东西排在孔子前面是不合规矩的，但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而且学术界的承认也证明孟子性善论的意义和价值。《孔子》（2010）剧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泽波说，孟子提出性善论是顺着孔子“仁”的思想走的，他解决了孔子留下来的两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人究竟是什么，一个是人来自于哪里的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能从性的角度，从生的角度来解决，所以他创立性善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对孔子学说的重大推进。而这个重大推进不是独搞一套，按照孔子原来的思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历史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这就是孟子。”在杨泽波看来，“我们讨论人性善、人性恶的问题，就使中国哲学、儒家哲学有别于世界其他哲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讲人性的时候，讲善和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讲人性的时候，善和恶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表示，这是他这些年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传统的说法中，孟子讲性善论，荀子讲性恶论。孟子地位很高，‘孟子道性善，其功不在禹下’；荀子讲性恶，‘才道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这是传统的一个定论。”在这里，梁涛认为存在一个误区，“我们以前把孟子理解为性善论，那么，性善论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性善论……性善论是不是说人性就是善的？这个很重要。”以此推之，“性恶论又是什么意思？人性就是恶的吗？”梁涛表示，这种理解可能简单化了，“孟子没有说过人性都是善的。孟子道性善、言性善，道和言是个动词，他来讲一个关于性善的一套独特的领会和体悟。所以我觉得孟子实际上说的是这样的意思。首先讲我们人心中有善，但不排除还有别的东西。我们应当把善的东西看成是我们真正的性，而不应该把‘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的东西看成真正的性，它是个价值选择、价值判断。”梁涛指出，这里的价值判断是针对君子而言的，“君子不谓性，君子不把‘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看成性，要把仁义礼智看成真正的性。”从这一点而言，梁涛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上是以善为性论。梁涛进一步表示，包括荀子，虽然讲了“人之性恶”，但其实后面还说了一句“其善者伪也”，“所以说孟子也好，荀子也好，他都不是说人性就是善的，或者人性就是恶的，他们都意识到人性其实有两个方面，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是从经验层面来讲的。”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赵法生提到了中西合参的视角，“我觉得孟子研究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突破……或者说一种新的诠释典范。这种诠释典范实际上我觉得它有两个路向：第一它还是要回到轴心期，汉儒解释先秦，宋儒以为汉儒解释先秦太浅，要把先秦真正的义理给解释出来，所以宋儒产生了新儒学。现代新儒家又不满，觉得宋儒这样讲不行，又批评宋儒，所以产生了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一样，一直在返回先秦，返回轴心期，但返的方法和思想资源不完全一样。”赵法生认为，我们今天再返回轴心期，一定要借鉴西方，“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先秦不借鉴西方……大概永远也做不过清代的朴学了。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脱离西学来搞孟子学研究、先秦研究，和这个时代是根本没法衔接的，学术探讨和时代需要建立起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儒学的开展是困扰当代儒家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开展孟子学，孟子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华侨大学孟子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毛朝晖认为，儒学的当代开展问题是困扰当代儒家最核心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荀子学的开展、孟子学的开展，“以此类推，宋明理学开展……诸如此类都应该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来看。”“讲孟子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古今中西之争里面来看，如何重新来理解道统问题。儒家的‘道’到底是什么？”毛朝晖说，性善论在过去一个世纪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孟子学的反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而是涉及每一个儒家学者精神处境的问题，“儒家人性论不管是从孟子以来，或者荀子或者后面的学者，从某种程度上都必然要接受某一个版本的性善论，它才能够解决道德的动力问题，否则道德动力是无从建立的。哪怕是荀子，我也认为它有一个隐含的性善论的前设。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对人性论提出种种批判，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对这个现象进行现代重构，或者是现代的一种改造，本质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必然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理论，才足以让我们安身立命。”儒学在当代还有什么用？毛朝晖表示，当代道德伦理问题所面临的严重处境，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就是道德动力不足；第二个就是道德规范无从建立。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朝晖认为孟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我们重建对于道德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回归到儒学的当代开展的问题。毛朝晖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开展的途径：一种是经学的途径，一种是子学的途径，一种是史学的途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指出，早期思想史中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地位，通过德来描述。德一开始主要在贵族中使用，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比较抽象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德和位的关系对于古代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人性的思想也是这样。“礼乐文明本质上讲，是一个以身份来界定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贵族制度……从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到诸子百家兴起之后，在讨论伦理学的问题，讨论政治思想，讨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时，它就逐渐聚焦在人性的概念上。”郑开表示，最初讨论人性，从语词上讲，是一系列概念，不光是一个性字，主流还是从生开始讲性字，“傅斯年考证过，最初的性都写作生。” “生之谓性”不仅仅是告子的一个命题，其实它也代表儒家或者说整个诸子百家的一个主流的思想，“其实我们发现它一直延续到荀况、董仲舒那里，还没有消散，仍然是围绕着这一点来讲的。我们从思想史的来龙去脉来审视孟子，讲人性善，讲性善论是比较特殊的，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郑开看来，《尽心下》孟子讲性善其实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的是人性善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没有完全否定“生之谓性”、“食色性也”。郑开说，“我认为儒家从这一点开始，人性观念开始成熟，而且提升到了即心言性这样一种心性论的层次。”记者/何安安编辑/张进校对/赵琳
本信息由网络用户发布，本站只提供信息展示，内容详情请与官方联系确认。
